光绪八年（1882年）潞安府长子县本城户数为1250，口数为8039（注：光绪《长子县志》卷5，《赋役志·户口》。）。这一数据虽无以前时代的数据可资比较，但与上述各县同时代的数据相比，潞安府受光绪大灾影响较轻，人口损失较少，其城市人口仍有较大的规模。

    合而计之，光绪大灾之后山西南部九县县城每县平均人口约为3400人，至1893年，此九县县城的平均人口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可能很大。如蒲州府临晋县，1923年的县城户数仅为406，口数为1580（注：民国《临晋县志》卷1，《区村考》。）。如平阳府曲沃县，1927年也仅仅有818户，3767人。

    不仅如此，从光绪三年猗氏县城的人口数中可以看出，就是在大灾之前，山西县城人口也是不多的。另外，大灾前的绛州州城人口可能不足6000人。吉县在光绪大灾中“十分几毙七分之数”（注：冯锡福：《大荒碑》，光绪《吉县志》卷8。），县城人口的损失若与乡村人口相同，则灾前县城人口可达6600人左右，若损失低于乡村人口，以50%计，灾前县城人口则约为4000人。这三县的数据都可以证明乾隆后期以来的百余年间，山西南部县治城市人口如果没有减少，至少也不会增加。由于晋东南地区和北部城市人口有所增长，可以认为乾隆以后至光绪大灾发生前，山西城市人口的增速是缓慢的。光绪大灾中山西城市人口大幅减少，乡村人口也在大幅减少，故其城市人口的水平较之乾隆四十一年，并无太大的变动。

    山西的例子再一次证明，在传统社会中，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城市人口的多少决定的，而是由区域内的人口总数决定的。

    （三）陕西和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