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这批商人,可能是在乾隆以后的岁月里,随着中俄贸易的展开而迁入的。作为商业城市的承德,其崛起的原因与张家口相同。
永平府。据民国《临榆县志》卷14《赋役篇·户口》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临榆县有31576户,156971口,县城3133户,19410口。临榆县城户口约占全县户口的10%,是一个较高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临榆地处山海关下,为华北进入东北的重要通道,无论从交通还是从商业方面考虑,临榆的地位都不是其他县治所能比拟的。
光绪《滦州志》卷13《赋役·户口》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滦州城市及近郊户数为921户,口数为6085口,较清代中期的华北县治城市人口的平均数略多。这暗示除了少数商业性城市及交通要道城市之外,直隶地区城市人口的增长相当缓慢。
保定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雄县县城“城关六铺”有837户,4535口(注:光绪《雄县乡土志》第六,《户口》。),与乾隆时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光绪七年(1881年)的调查表明,与雄县毗邻的新安县“城关共编户一千五百十八”(注:民国《新安乡土地理·户口》。),推测人口可能为7500人左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望都县乡土图说》在“城垣图说”中称县城仅有“一百三十余家,六百余口”,即使有所低估,也不会太多。望都县城尚不能称为城市。
正定府。光绪二年《赞皇县志》卷7《户口》记载,“在城四街”及“三关”共3179人。是年全县人口较真实人口略有低估,即便如此,县城人口较之乾隆时期,没有明显的增加。
冀州新河县,光绪元年城内并东关、西关和南关的口数为2279(注:民国《新河县志》下编,《社会经济》。)。即使光绪元年的数据有所低估,但低估的幅度不大。由此可见新河县城人口只达到作为一个城市人口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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