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介于保定、正定二府之间的定州城有“大街六,关三”,“户八百三十有奇,商民杂处,丁口五千三百三十有奇,流寓寄籍同编于册”。这是一次相当完全的人口调查,作为比普通县城略高一级的州城人口仅5330人,就可反证保定中部普通县治城市人口确实不多,总体水平甚至略低于乾隆时期。
河间府。民国《盐山县新志》卷7引同治《盐山县志》,“在城区(铺)”共402户,“男女大小”2827口。户均7口,令人怀疑这一次调查的准确性。仅就此数字看,盐山县城的人口远未达到县城人口的平均规模。
总之,光绪年间保定、正定、定州、冀州等6个州、县级城市共有23000余人,平均每个县城的人口数不足4000。即使有所漏载,以每县平均人口5000人计,这一人口规模也只达到乾隆年间同等城市的水平。换言之,在未受到新的商业、工业或交通路线影响的地区,城市人口并未随各地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北京和天津。根据韩光辉(1996)的研究,宣统二年北京内外城人口共78.5万人,如将城属人口考虑在内,则与乾隆年间的水平相当。1909年《天津志》记载的天津城市人口为42万人。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业或商业的强有力的推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的一般府、县治城市人口未见增长,城市的规模未见扩大。对于市镇而言,如前所述,清代中期直隶的大镇均与运河运输有关。清代后期,运河运输业式微,与此有关的市镇,虽不说随之衰落,发展却是不可能的。
天津和张家口是直隶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两城人口增长合计多达40余万人,如加上宣化和西宁两城,此四城人口增长达到50余万。此外,宣化府属县及承德府城的人口增长也很可观,乾隆后期直隶城市人口约为223万,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可能使得至清末可能增加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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