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兴办新式学堂为例。近代新式教育始于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五口以及东南沿海陆续开办一些教会学校，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播福音、宣传宗教为最高目的，但是，教学内容夹杂着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传播西方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桥梁。北京出现教会学校的时间比东南沿海晚十几年，所办数量亦少，招收学生人数仅一二十名，其社会影响自然小得多。[42]19世纪60~70年代，北京只有一所国家级外语学校（同文馆）和寥寥几所设外语课的教会学校，而同时期上海等通商口岸开办的外语学校数量在24所以上。[43]下面这份材料，虽然不便作对比，但颇能说明一定问题。1842年，一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年轻人这样写道：“我现在在这所学校里受教于布朗先生。我当牢记他所讲授的一切。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此前，我曾在中国学校读书，白白浪费了四年的光阴和金钱，除了知道几个人名外，一无所获。我在英国学校里读书，已有二年半的时间，我感到此间的收益，不啻万倍。这是因为他教人许多有用的知识，诸如天文、几何、代数、宗教真理……，而中国学校从来不教这些”。[44]显然，这样的认识在同时代京城书院山房中读书的学生根本无法想象。
20世纪初，情况有了变化。1903年《大公报》报道说：“自城内设中小学堂一（原文如此——引者）来，八旗子弟多就学焉。日前在东单牌楼某胡同见壁上有白土画成地球形并经纬道，且书其名于上，此必童子之游戏所画，然亦可见北京之输入文明矣”。[45]再后，新事物如雨后春笋，浸染着新的时代气息。1906年北京各校联合举行运动会，引来不少观众。1907年京师大学堂举办运动会，前来参观的《泰晤士报》记者说：“我估计至少有五千名学生参加。他们身穿制服，旌旗飘扬，乐鼓齐鸣，秩序井然地排队走向运动场。这些品学兼优的年轻人顺序停在运动场上，观看外国式的运动项目：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这里全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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