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参加竞赛的全是中国人，裁判员都是中国人，只有竞赛的项目是纯粹外国式的”。[46]青年学生饱满的情绪和昂扬的精神面貌给社会各阶层人很大的鼓舞。他们纷纷发表言论盛赞此举，认为：“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焉”，“使吾国事事能如此进化，则二十年后其犹不能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47]文人日记里也记录了类似情况，1907年孙宝瑄在厂甸“观慈善会男女学童体操唱歌，凡入观者皆出银饼购券，别以优等及次优之坐”。[48]可见，当时去中小学参观体育、唱歌课是颇流行的带有娱乐性质的活动，它使社会各界人士开阔了眼界。
再有，从竹枝词咏物的内容变化也可反映出起步晚、变速快的特点。以7种晚清北京竹枝词为例。从道光年间《都门杂咏》到宣统时《京华百二竹枝词》收录的上千首竹枝词中，道光时期竹枝词中有一首谈到大栅栏的“自鸣钟”、说到玻璃、眼镜各一首，还有一首提及不“耐穿”的洋布，其余所述风尚器用还是旧式的。大体可以说庚子以前的竹枝词，新风新物比较少见。而宣统以后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京华慷慨竹枝词》所辑则满目皆新，记录了从器物到机构、制度再到新学的种种变化，以至于辑录者感慨道：“大清宣统建元年，事事维新列眼前。”“世事幻其如梦，弹指即非……风移人往，奚跂沧桑……”[49]北京的种种变化，给民众带来强烈思想震荡，以至生出“年来旧学等灰尘”的慨叹。[50]
3、对全国风气变迁具有一定的昭示性
晚清北京新风尚大都源自于新的生活样式，近代化城市设施的兴建和使用，西学西艺的传播，新机构的设立、新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生活习惯，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信息量。它使人目不暇接，激活了人类本能之一——好奇心，于是很容易打破旧文化中保守的心理定式，形成一种适应时代的新思维，这种新思维必然导致新风尚的形成，并借助大众传媒播扬四散，通过暗示、模仿、从众等心理途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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