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忙将名片取出，笑道：“兄弟是报界中人，特来参观的。”　  

　　大汉瞧了瞧名片，这才转怒为喜道：“先生走错了门儿了，这是打粥的人进厂的门。”　  

　　正说话之间，只见绅董马先生来笑道：“市隐（记者笔名——笔者注）也来打粥吗？”　  

　　记者忙道：“粥却没打着，先挨了一拳了。”　  

　　大汉忙着认错，记者道：“阁下责任所在，应当如是。”（1919年12月29日《爱国白话报》）　  

　　原文很长，但仅此开篇，我们就足可以想见，这些所谓赖以济贫的“粥厂”，除了继续养成“打粥人”蜂拥而坐等人施舍的懒惰之外，又怎能使人勤工学做，而根本脱贫呢？　  

　　因此，早在此9年之前，《正宗爱国报》的一则消息，就曾指出：　  

　　乞丐如此之多，真是无法补救，若是设一个成立一百年不散的粥厂，到了一百零一年，大家还是得当山后的蝎子——恶螫（谐音“饿着”——笔者注）。（1910年3月25日《正宗爱国报》）　  

　　他们认识到，要想根本上振兴民族，富裕广大贫困回民，只有靠回族自己，靠贫苦人自己养成勤劳作工品格的生产自救。这种自救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回族自己所立的“工艺厂”，靠回族人自己资助；另一是贫苦人的自力谋业，自办经营。1909年，牛街普慈女工厂曾经发起过一次储蓄活动，5月18日《正宗爱国报》刊出了有关消息，写道：　  

　　牛街慈善女工厂，举行储蓄会，听说按照储蓄银行章程，不久就要开办啦，想必那天必有一番热闹。　  

　　很明显，其目的是为了将所蓄之款，用于该工厂的生产发展，使之不断增强经济效益，让进入该工厂的贫苦回族妇女，能永远有工可做。不仅如此，许多外地的回族人，也都纷纷给该回族工厂以捐助，1914年3月9日《爱国白话报》的一则消息写道：　  

　　宣武门外牛街普慈工厂，近日收到河南罗山回教俱进会友部捐洋十元，威县支部捐洋十元，河北，宣化支部捐洋四十元。皆可谓热心公益。　  

　　正是由于回族人这种不等、不靠、不向政府和他人伸手（其实，那时的“政府”是根本不能靠，也不能向之伸手）的精神的自救精神，才使这座以《古兰》首句的“普慈今世”之语命名的工厂，得以坚持数年。它的创办和坚持，是清末民初回族人自救精神的体现。　  

　　为了鼓励回族人自己动手，创办实业，人们还在该工厂内设立了借本处，“专为借给贫民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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