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由“道德”“生计”，论及“宗教”“社会”，又论及“民国”“*”，这完全可以看出，至少那时候是这样的：单纯的经济的、物质上的翻身是没有的，兴业扶贫必然带来道德风俗的转变，振兴民族的事业，与宗教的改良和利于国家，是相得益彰的。　  

　　王浩然大阿訇讲述得更加直截了当。1914年11月，他应邀去上海演讲，在回教俱进会沪支部组织的欢迎会上，他指出：　  

　　教徒当注重大节，忽墨守细规。譬如寺内振铃一事，虽为向日所忌，然推究其故，固与宗教真理无碍，则不妨依普通习惯而袭行之。诸如此类之事，尽可通融。于回教真理，则人人当保之勿坠。（1914年11月10日《爱国白话报》）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他明确论述了兴学与国家、宗教的关系：　  

　　欲求宗教之存在，必日求进步；欲求进步，必广兴学校，培植人才而后可……兴宗教，正人心，正为救国之道。　  

　　作为虔诚的宗教家、德高望重的开明的宗教领袖，王浩然这样论述了兴工艺、办学校与宗教、国家的关系，其感召力和社会影响，是非同凡响的。　  

　　清末民初的这场回族兴业扶贫活动，是前人对我们民族的繁荣做出的贡献。今天，当本世纪即将结束，当我们正满怀憧憬地准备迈向21世纪时，回忆起这段历史，不禁感慨万千。是的，我们这个回回民族曾经贫穷落后过，但我们却没有就此任其衰败，我们民族的先人，是凭着奋发图强，自扶自救的民族精神，创造了上述事迹。今天，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已走向更大繁荣，但也还有不少地方的民族兄弟没有完全脱贫。因而，重温近百年前的这段历史，将会使我们受到启示，受到鼓舞，并会激励我们以更坚强的信心去自力更生，开拓新的回族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重、自强、自力的新篇章。　  

（资料来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1月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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