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清末民初的回族兴业扶贫，是与兴教救国相联系的。　  

　　我们曾多次提到，回族和伊斯兰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今天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不一定都是回族，但事实是，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回回民族这个特殊的氛围里，人们说“回族”，往往不言而喻地同时指的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人们称“回教人”，又往往不言而喻地认定他肯定是“回族人”。因此，在本世纪初的那场回族兴业扶贫活动中，振兴民族，也同时意味着振兴伊斯兰；拯救民族，也同时意味着宗教的改良，人们往往将救民族与兴教，以至于救国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那篇《劝回教人快兴工艺》的文章中，作者马志远就曾这样写道：　  

　　各教人信奉自己的教，一齐拿出爱国心来，各结各的小团体，合起来再结一个极大的团体，保住大清国万万年，……外国人拿洋货，一船一船的赚我们的银子，各教都兴工艺，……人民有了钱，才能保得住宗教哪！（1906年11月24日《正宗爱国报》）　  

　　这里，忽而讲“爱国心”，忽而讲“保得住宗教”，忽而是“兴工艺”，当然不是作者概念上的混淆，而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种将救民族与兴教、救国自然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的反映。　  

　　为了论述这一问题，我们不应避讳一种事实，那就是，在清末民初时代（也许更早），由于回回民族的不断贫穷落后，一些人一方面虔诚于对真主的信仰，但另一方面却在经营着经卷上早就明文禁止的吸毒、贩毒、*，以至于某些丑恶营生，尽管人们可以找出许多经济上的理由来企图自释开脱，但作为口口声声在讲“信仰伊斯兰”，“我是穆斯林”的话的人，其经营上的丑言陋行，怕是给我们民族的形象上抹了一把黑的吧，至少于其个人不是一件光彩事。　  

　　正如著名教长、社会活动家张子文在一篇题为《说回教对于国家社会之关系》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的回族社会中的某些部分，确实可称“道德日危，民权不振，生计艰难”，针对这一状况，他提出“衰颓者当极力整顿”，“崇尚者则设法扩张”，并呼吁“我教之人，分担责任”，“务先洗除吾人之陋习，阐扬教中之真义”。他认为，倘能如此，就会使我们的民族社会出现下述的美好景象：　  

　　浇漓之风渐消，道德之实日长，人心因之以正，风俗因之以纯，则凡吾教中人学识与道德并增，社会与*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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