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进入中央高级官厅。曹汝霖则在留学日本之后，回到国内进入商部任职，与章宗祥结为同事。其后，袁世凯谈判东三省日俄战争善后事宜，曹汝霖作为袁世凯的随员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他的谈判才能受到袁世凯的赏识。陆宗舆1899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1902年学成回国后不久进入交通银行，开始与财政界发生联系。交通银行成立之后，李经楚为总理，曹汝霖、陆宗舆都在该行稽核兼差，陆宗舆当时是四品京堂，曾经奉唐绍仪的指派到上海交通银行查办经理李厚佑贪污被参事件，办理得宜，受到旧交通系领袖的器重。李经楚因义昌源票号倒闭牵连辞职，由盛宣怀接任主持，梁士诒派为帮理，陆宗舆跃升为协理，从此，陆宗舆、曹汝霖与梁士诒关系日益紧密。民国初年，曹汝霖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一直担任外交次长，负责袁世凯政府对日交涉事宜，掌握着实际的外交大权，部长陆征祥则退居后台，听凭曹汝霖在前台行事。曹汝霖权高位崇，逐渐成为新交通系的领军人物。章宗祥的资历比曹汝霖稍老一点，在曹汝霖投学无路的窘境时，章宗祥指点迷津，建议曹汝霖奔赴东瀛留学日本，又极力帮助回国后的曹汝霖疏通各方面关系，介绍曹汝霖结识袁世凯、徐世昌，加入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但是章宗祥却一直在司法、外交两个方面做事，从未涉足交通业界，之所以能够跻身交通系派系之中，就在于章宗祥与新交通系的领袖人物曹汝霖、陆宗舆交往过密，在*官场上能够紧密配合，派系利益一致。在频繁地与曹汝霖、章宗祥来往中，达成深深的*默契。
1916年，由于旧交通系的骨干人物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人参与袁世凯洪宪帝制，受到继任总统黎元洪的通缉，短期内已经无法重返*舞台。叶恭绰虽然在交通业界任职时间很早，资历并不比曹汝霖弱多少，但年轻言微的弱势使其无法顺势接领交通系，于是劝诱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管交通系的势力，主持交通四政的工作。曹汝霖的友好曾经告诫：接下交通系留下的势力实际上将为旧交通系看守“家园”。但曹汝霖并没有停留在看守的地步，而是乘机介入旧交通系的势力范围，领导交通四政，寄生自己的实力。新交通系的三位领军人物*地位迅速提升。章宗祥先后就职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司法总长，在司法系统建立了自己的派系组织。曹汝霖以交通总长兼属外交总长，并执行交通银行总理的职权。陆宗舆担任交通银行股东会会长，在交通四政、交通银行、国家外交、司法等部门铺开势力，迅速填补了旧交通系*失足遗留的势力空间。曹汝霖一经入主交通业界，就迫不及待地引用自己属下的人选，占领交通业界的要津，因此与叶恭绰频繁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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