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以来的轻税政策和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形势下，康熙后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所免去的滋生人丁税额，在一时期之内，并不能产生太大的作用，亦不足以刺激人口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反过来说，若想对人口的增长起到有力的抑制作用，整个丁税负担也嫌太轻了些。因此，就影响人口增长的能力来说，无论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还是雍正年间的“地丁合一”，都只能起到有限的、而决非决定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康熙、雍正包括乾隆朝的人口增长，是由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形势所决定的，其中也包括清初以来轻徭薄赋所起的作用。其后乾隆时期出现官方统计数字中的人口“陡增”并非是人口有了更高速度的增长（恰恰相反，它比康、雍时期的增长速度要慢一些）；它的出现，显示出上述赋役制度变革所导致的这一突出作用：原来隐瞒着的丁口没有必要再继续瞒下去（这也需要新制度实行一些年头之后），因而在改变了统计的口径以后，真实的人口数字在统计中就开始显现出来。故王庆云《石渠余记》说：

“……盖自丁随地起，无编审之扰，自无减匿之弊，二男三女皆乐以其数上闻，……（乾隆以来）户口之数大致得其实矣”。

乾隆《夏津县志》（卷四）说：

“自致奉恩诏永不加赋，又奉文丁徭并入地粮，法令画一，百姓之扰累尽蠲，户口之实数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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