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表现在设厂的限制上。但是，从上海织布局到华盛总厂，人们能够看出一个变化的过程。上海织布局最初是直接了当地对设厂进行限制，也就是李鸿章在1882年初所说的：“只备华商附股搭办，不备另行设局。”(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1905—1908年版，奏稿，卷43，页44。)这个限制是严格的。正如上面所说，在织布局取得专利权的最初十年（1881—1890），尽管民间多有创设棉纺织厂的酝酿，但却没有一个设厂计划能够成为现实。1891年以后到织布局被焚为止，虽然有华新纺织新局的出现，但是最初也是附搭上海织布局，连单独的名称也不许有，（华新是1893年华盛总厂成立以后才有的名称）。至于杨宗瀚兄弟筹办的那个纱厂，也要与上海织布局保持“外合”的名义。凡此都说明这个限制，最初是严格执行的。但是，到了后期，这个限制的约束力，有明显的衰退。上面讲的杨宗瀚兄弟的纱厂计划，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名厂和上海织布局虽然名义上保持“外合”，骨子里却重在内分。用杨宗瀚的话，就是“划清界限，期于布纱两局，不稍迁混。”(《杨宗瀚遗稿》。)最后还是打出了同孚吉机器纺纱厂的招牌，连“外合”的幌子也不要了。

　　到了上海织布局被焚，盛宣怀规复织局，成立华盛之时，他就明确提出：“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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