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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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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7: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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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们注意到，这时华盛总厂只请办纱锭七万，实际上只装成五万；布机只请办一千五百张，实际上只装成七百五十张，便已“力难筹款”，(盛宣怀：《愚斋存稿》，1914年版，卷24，页10。)剩下来的数目，除了湖北织布官员摊去一部分以外，应该说，各分厂还大有活动的余地。这和上海织布局严格禁止设厂比起来，还是保持了较多的灵活性。事实上，到1890年为止，全国纱厂的纱锭，不过十七万，布机不过一千八百张，无论纱锭或布机，都不及李鸿章所定限额之半。甚至在清政府“放松了对私人办工业的控制”的甲午战后，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设厂高潮中，全国纱锭到1899年止，也不过三十三万余枚。四十万的限额，一直到1907年才第一次被突破。(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页107—108。)也就是说，全面敞全，不加限制。民间纱厂倾全力以赴，也经历了十几年的光阴，才能突破四十万锭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之下，断言四十万锭的限额是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断言洋务派官僚“把广大私人资本掩护在40万纱锭以外”，断言“甲午战前棉纺织工业在洋务派垄断下，私人资本根本无法插手，”(黄逸平：《论洋务派所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及其对私人资本的阻碍作用》，页130。)这是难以 << 上一页 [41] [42] [43] [44] [4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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