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号，《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页9。)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放弃利用商股的念头。杨宗瀚在1893年7月给李鸿章的禀贴中说：“织布机层累曲折，工繁费重，不如纺纱工简利近，”应“及时推广”。他具体建议“另招商本规银三十万两，即就布局中间余地，附建纱厂一座”，“与布局外合内分”。在他所拟招股章程中写道：“此局全系商人股本，不领公款，不请委员，但责成商股中之廉斡谨饬者总理厂务。”八月，他得到李鸿章的批准，在上海挂起了“同孚吉机器纺纱厂”的招牌，并且把股本扩大到六十万两，公开招集股份。(以上均见《杨宗瀚遗稿》，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只是由于十月间布局被焚，杨宗瀚退出了布局，这个计划才随之搁浅。
对于这一件事实，最近专门研究官督商办的汪熙同志补充了重要的史料，他说：“一八九三年李鸿章的幕僚杨宗濂禀请在织布局内附设纱厂一座，得到批准，于是回到无锡筹款，‘在家搜罗，只有三万，尚缺二万，拟将济通典本四万余串并房屋一并作抵’，凑足5万两。这证明官僚地主有将封建剥削资金转向近代工业资本的愿望，这本来是好事。此事后因织布局被焚，未成事实。但是，即使成了事实也一定是命运多舛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杨宗濂要想挣脱官督商办的控制，冲破重重阻力，纵然不是不可能，也一定是极端困难的。”(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页113。)的确，“这本来是好事”。不但对十九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好事，对现在我们的讲座也有好处，因为作为“淮系官僚”的杨宗濂为这个纱厂而罗掘一空，也不过五万两之数，他的六十万两股份，不向洋务派官僚集团以外的人开放，看来是难以济事的。至于作为官督商办的上海织布局的总办，却“要想挣脱官督商办的控制”，那更说明洋务派官僚集团的垄断的难以为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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