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循正同志“怀疑开设大纯的盛某就是盛宣怀自己”。(邵循正:《新建设》,1964年1月号,《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页69。)但是,根据当时的记载,它和织布局,“本系两家,未有来往”。(《沪报》,1896年9月22日。)看来,这个猜测也是很难成立的。
由此可见。这五家棉纺织厂的创办人,从他们的身份看,至少不能说都是洋务派官僚集团的人物。创办人的身份如此,一般参加投资的人,应当更是如此。因此,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以前,断言它们只是向洋务派官僚集团开放,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除了这五家以外,还有一个筹办而未开工的纱厂,也值得一提。这就是杨宗翰、杨宗濂弟兄筹办的同孚吉纱厂。
杨宗濂是一个和李鸿章关系较深而在天津商界又有些声誉的人物。他和他的弟弟杨宗瀚之进入上海织布局,是在1891年龚寿图发生亏空离开织布局以后。他们上台之后,织布局的确挤进来了不少洋务派官僚集团的资本,李鸿章并且“拨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以资营运。”(杨寿彬等:《杨□舫行状》,不著年月。)正如邵循正同志所说,此时织布局的确是“商办性质减少,而洋务派官僚集团愈来愈强了。”(邵循正:《新建设》,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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