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亩。这意味着要使农民的经济收入总体上不致下降，必须通过更多的办法来加以保证，前面我们提到的扩大耕地，重视水利兴修，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土地利用率，广泛引种高产作物以及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多种经营，都是为此所作的努力，而农民队伍内部某种带有结构性的变化， 则有利于适应这种变革。但由此而来，农民的劳动投入也相应增加了，其主要表现为农业以外的相关作业投入的加大。
很多史料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河南孟县，乾隆时已是“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故“通邑男妇”于种地外，“惟赖纺织营生糊口”[50]湖北天门县，“无论山农、泽农，家必兼织”，“农隙即率妇子昼夜勒纺织”，而且随着人户滋繁，“在昔机杼不过十室而三，今(乾隆时)则十室而九矣”[51]；直隶南官县，干嘉以后，亦是“妇人皆务织纺”，即“男子无事亦佐之”[52]。处于丘陵山区的江西宁都、石城、瑞金等州县，嘉道之际，“计口授田不及二亩”，农民为了“上纳粮赋，下以仰事俯育”，满足“衣服、饮食，医药、婚嫁，丧葬之费”，必须于种粮外，“以其余力种植烟、芋、茶、桐，妇女绩苎为布以佐之”[53]。经济发达的沿太湖平原区和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民，更是农、副、渔等兼而容之，并与市场密切连系在一起。
关于上述情况，有的学者称之为“过密化”或“过密型变化” ，就是说农民收入的增加，是以加大单位劳动时间为代价的，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造成边际报酬的递减。并且说，这种仅敷糊口水平的小农生产，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即无法实现“近代化”。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见解，有其合理的内容，因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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