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义和团是否“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步”的问题。应该看到，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它有要求保存自然经济和抵制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农民同时又是小商品生产者，具有自发接受资本主义的一面。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日益发展，农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民自发接受资本主义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了。因此，把农民要求保存自然经济和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步绝对化和凝固化是不恰当的。

而且，用“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进步”去评价义和团，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从已经接触到的材料看，义和团之所以反对西方输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中国的工具，他们把反对这些东西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如他们之所以对铁路抱有恶感，是因为“洋人硬在中国修铁路，抓去百姓可不少，不管吃，不管烧，做活慢了可不饶”；是因为“洋人洋人，害死我们，修了铁路，运走财宝”（《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第424—425页。）。没有为反对资本主义进步而痛恨铁路的意思。

义和团反对和破坏包括铁路在内的先进科学技术，一般是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发生的。一是外国侵略者在修筑铁路和架设电线时，不仅任意掠夺、强占和毁坏民田和房屋，虐待修路和架线的中国苦力，而且还对与他们理论的人进行镇压，因而激起人民反抗；一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的5至8月，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而挖了一些铁路，砍了一些电杆。这与为了巩固自然经济而反对资本主义进步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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