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用者辄置极刑”。在资料里有这种记载。可是这样笼统的记载多，具体的记载少；而且还有一批与此相反的记载。保定以北的义和团曾保护着一大段京汉铁路未曾拆毁（艾声《拳匪纪略》，刘春棠《畿南济变纪略》。）。曹福田不同意捣毁洋货铺（《京津拳匪纪略》，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革命党秦力山从日本到天津求见大师兄，义和团说秦是二毛子，却并未杀害（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秦力山事略》。）。景善吸吕宋烟，义和团先把烟拿走，随后却又还给了他（《景善日记》，《义和团》（一），第13页。）锺秋岩“素好洋玩物”，又被人告发“家多洋物”，义和团几次派人侦察，后亦无事（华子满：《庚子日记》，见《庚子纪事》105页。）。两种相反的材料，应该搜集到一起来仔细研究一下，然后再下结论。如果不是详细占有材料，不曾分析具体事实，抓到一点就夸大其辞，不论是以此来歌颂义和团，还是贬低义和团，都是歪曲历史。
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发生过农民、手工业者砸机器的事；早期的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也曾砸过机器。砸机器是落后行为，中国发生了这种事件，就罪该万死吗？根据现有的材料，并无义和团砸机器的记载，不过是挑铁道、砍电线而已。八十年前，自称为“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剥削我脂膏”的《中外日报》曾经漫骂义和团“仇视西人”，拒绝新事物。八十年后，也有人说：义和团“不能把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帝国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行侵略掠夺区别开来”。“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生的生产方式引入都是极其仇恨的”。这不仅是对义和团过份苛求，而且是颠倒是非，抹杀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主题。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激烈的生死搏斗的时刻，只能区别不挑廊坊铁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即可侵入北京；无从区别挑哪一根铁轨是反帝，挑哪一根铁轨是落后。因此，不能苛责义和团落后。
阻碍中国生产发展、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是清政府，并不是义和团。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除洋钱、洋烟、洋枪之外，拒绝一切新的生产方式；以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充当帝国主义的买办，以用洋枪镇压农民起义为中心，他们才办起了兵工厂、矿山、铁路、轮船等等事业。这两派共同卖国，共同扼杀戊戌变法。义和团有落后性，所以受了那拉氏的欺骗，这是惨痛的教训之一。但是义和团指出李鸿章卖国，要杀请行昭信股票的黄思永，并没有错误。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能革命。章炳麟反驳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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