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如辜氏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他对西方在华传教的抨击的确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呼声。他公开向西方世界宣称中国人民反教运动在道德上的正义性，这在当时中国畏洋如虎的官场气氛里不仅难得可贵，实际上也是软弱的政府所不允许的。或许正是愤激于这一点，他在正告以战争相威胁的传教士时，明确说明他们所面对的将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国人民的力量。在他的抨击中，除了浓烈的传统民族感情和意识外，还能使人体验到一种接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后所具有的神圣国格意识和民族自尊感，而这在此以前的近代对外檄文或外交文书中是难得一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辜氏此文实具有某种“民族宣言”的意义。

　　毫无疑问，辜氏是战斗在反洋教斗争的另一战场，这一战场几乎是他一人独自开辟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是最为主要的战士。他经由西方教育所武装，了解洋教的弱点和传教的伪善，又具有敏锐的思辩、锐利的笔锋、强烈的爱国感和无畏的勇气。因此，他的抨击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内民众朴素的反洋教斗争，而且由于在思想层次上明显高出当时领导民众、制造舆论的一般士大夫一筹，还能起到前者所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长江教案期间，国内最有影响的反教宣传品主要出自湖南士绅周汉之手。他的作品通俗易懂，颇具鼓动性，在当时对发动民众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这些宣传品在内容上却具有浓厚的封建蒙昧色彩。如它们直接以“中国的圣贤仙佛”为正、耶稣教为邪；以“五伦”之道和道教佛教的各种迷信来讥骂、反对基督教的各种信仰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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