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对传教的抨击则基本上避免了上述弱点。虽然，他也强调了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对立性，并谴责了前者对后者已造成不应有的威胁，但他主要是从文化的民族性角度出发的。换言之，他虽然流露出对祖国和民族文化本能的敬重，但却并没有直接以此为准绳来否定基督教文化，更没有主张捣毁西方的一切；他痛斥伪善，却并不反对真正的道德提高和科学智识的启蒙；他抓住基督教神学中的愚昧成分大加挞伐，却不象周汉等人那样骂耶稣为“猪精出世”，以避免不必要地伤害西方人民的宗教感情。事实上他在抨击过程中提到基督教时，总是将其说成“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基督教”；他没有提到传教士剜眼、割肾等罪恶，但却智慧地告诉西方公众：一个既不担心法律治裁又不怕舆论谴责的传教士，在中国的确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他的抨击告诉人们他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不仅维护中国、也关切西方人民的利益。凡此种种，都显示出辜氏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筹。当然，最能反映他思想深度的、还是他对传教士所标榜的“提高人民的道德”、“开启民智”和“慈善人民”的传教性质和作用的驳斥，尤其是对后两者的驳斥颇具思辩力，成为近代反洋教斗争史上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客观地评价西方传教和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具有启发价值。

　　当然，辜鸿铭对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批评也并非没有偏颇之处。他没有看到或不愿强调其传教活动中有些内容的主观目的、活动性质与客观效果间的差别，没有将少数真诚传播西方文化的人与传教士的主流区别开来，从而影响到其立论的全面和坚实。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西学，勾通中西文化的某些积极作用，尽管这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并非一致。然而，这一点我们却不能苛求当时的辜鸿铭。他当时著文的目的不是要对西方在华传教活动作全面完整的历史评价，而是出于维护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需要去评论传教活动的主流和实质。就这点而论，辜鸿铭的立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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