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辜鸿铭的批评，使西方在华的传教侵略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论敌。也正为如此，他的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惊异和一定程度的同情。伦敦《泰晤士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予以评论，一篇社论竟怀疑这篇署名为“一个中国人”的文章，“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人所写”，如果是的话、语气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静（《尊王——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其人及当局真实感情的陈述》，见《尊王篇》1901年英文版，第31页。这段信息是辜氏自己透露的。）。关于辜氏此文在西方的影响，我们从多年后一个西方学者所编纂的《中国大事记》一书中专门将此事列为一条加以记述也可见一斑（日本“中国通”驽泽吉次的话，见《尊王篇》1923年英文版的出版者说明。《中国大事记》一书英文名为《DirectoryofgreateventsinChina》。）。虽然，辜氏呼吁西方列强全部撤走传教机构、传教士、或者对传教予以改革的愿望最终不过是幻想，但他的争辩对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赢得全世界正直人们的同情和声援，促进当时中外教案问题相对合理的解决，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32年后，一个日本的“中国通”在提起辜氏此文的时候，认为它在“当时中外关系最危急的关头，对挽救局势出过不少力”（日本“中国通”驽泽吉次的话，见《尊王篇》1923年英文版的出版者说明。《中国大事记》一书英文名为《DirectoryofgreateventsinChina》。），这是符合实情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又将此文收入了他的论文集《尊王篇》一书中，使它得以继续发挥其反传教侵略的历史效用。

　　最后，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长江教案期间辜氏的反传教活动并不是这一活动的终结，而是起点。在此之后，他的反传教活动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大体有两方面的进展：一是对传教士的抨击更加具体和严厉，二是对基督教尤其是对与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相关连的基督教内容予以根本否定。对此，我们将另文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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