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赞扬义和团的“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作者认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主要表现是：一、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二、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三、义和团的勇敢斗争精神，“未尝不轰全球之耳，电全球之目也。”这就使得那些侵略者，“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作者强调指出，义和团运动后出现的*形势是从事革命的志士仁人可资利用的大好时机，“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59—62页。)

　　应着重指出，此文发表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清政府出卖义和团，义和团众惨遭杀害的严重时刻，诽谤、污蔑之词，所在皆是，没有人为义和团讲一句公道话。《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问世，一方面确实表现了民主主义者的无畏精神，同时也说明义和团给民主革命家以极大启示和鼓舞，义和团的对于后人的重大影响不是跃然纸上吗？

　　继《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之后，1903年，著名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义和团作了重要评论。

　　孙中山对义和团既不是笼统赞扬，更不是全盘否定。他一方面批评义和团由“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它“自卫其乡族”的正义性质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既指出义和团的“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又看到义和团的巨大力量，并由此而深受鼓舞，“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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