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可比哉！自保身家之谋，则支那人同仇敌慨之气，当有不让于杜国人民也。”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障碍，“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据此分析，孙中山主张：“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同上书，第一卷（下册）601—602页。)孙中山对叉和团的分析和所取态度，很有代表性，当时许多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就是这样看待义和团运动的。章太炎以“人心进化”的观点分析义和团，认为农民由“扶清灭洋”而“扫清灭洋”，进而必将发展为“民主之兴。”
有人指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群众运动采取资产阶级老爷式的鄙视态度，也有人说孙中山对义和团从来没说好活，这种批评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孙中山等人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他们指出义和团愚昧、落后的一面，正是表明由近代科学民主思想武装的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封建迷信思想划清了界限：如果划不清这种界限，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另一方面，他们的确看到了义和团的巨大力量，因而后来深入秘密会党之中去“唤起民众”。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后来多次发动会党起义也是很难设想的。从这里，我们看到义和团对辛亥革命的重大影响。
与孙中山等人相反，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等人则完全否认义和团有积极作用。他们否定义和团是为了攻击革命，攻击革命时又连带攻击义和团。对于革命，梁启超表示，“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同上书，第一卷（下册）812、803页。)改良派反对革命的主要理由有两条，其一，革命必招外人干涉，结果必将是“大地陆沉”、“瓜分吾宇。”正是义和团暴动召来了“联军干涉”。(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同上书，第二卷（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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