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清政府怎样才能求得“和”的局面呢？是放弃抵抗，听任洋兵自由进入，让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放手镇压一切反帝活动吗？这倒是可以避免清政府与列强间的战争。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拱手让出半独立地位，使中国沦为列强直接统治的、列强共管的殖民地。这种“开门揖盗”的行为不是投降又是什么呢？当时，连袁昶、许景澄等主和派也并不赞成这样的“和”。他们也认为必须尽力避免“外兵干预，代行剿办”的局面。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外兵干预，代行剿办”的局面呢？袁昶认为，惟一办法是“自行剿办”。他认为，只要清政府认真剿办，义和团不难剿灭，洋兵入侵的问题也就可以自然化解。他举山东为例说，由于袁世凯对山东义和团“实力禁止”，已使“东省晏然”。他认为，只须从武卫中军挑选“劲兵”十余队，“每队二三百人”，即可将京城内义和团全部清除，使列强失去增兵入京的借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61页。 此处所引奏稿即“许袁会奏三疏”之第一疏。对于“三疏”的真伪，多数论者认为“三疏”皆真。戴玄之细考之后认为“第一疏确系真品”，二、三疏则系伪造。（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附录一。）孔祥吉再考之后，认为“第一疏仍有许多可疑之处”。此疏真伪尚待进一步考证。由于一些学者同意此疏的观点，姑且引用此疏进行讨论，其意不在反驳袁昶，而在反驳同意此疏观点的学者。）有些学者认为，袁昶的主张是可行的，这些学者似乎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1）用加强镇压反帝群众来避免“外兵干预”， 实际上是自告奋勇充当列强的忠实代理人和维护列强在华统治的鹰犬（《辛丑条约》后被人们斥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就是如此。），这难道能算是有“责任感和爱国心”吗？（2）袁昶以山东为例论证义和团不难剿灭， 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袁世凯曾多次谈到，义和团斗争产生的主要根源是教民倚仗外国势力欺压平民，查禁义和团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袁世凯虽然使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加强对士绅的约束）使山东义和团受到遏制， 但义和团斗争仍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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