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是腐朽反动的，是应当受谴责的。但是，硬要把一个对外软弱妥协、怯战求和的清政府描绘为“肆意玩火”的好战政府，硬要被迫应战的清政府与发动战争的列强分担挑起战争的罪责，则是没有道理的。

三、袁昶等主和派值得赞扬吗？

　　中国在八国联军战争中的失败，被主和者当作自我褒扬的资本，他们纷纷著书撰文，对主和派及其主张大加赞扬，对慈禧和载漪等顽固势力则将其当作“主战派”的首脑加以批判。这些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和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在很长时期内，上述两书被不少研究者当作重要的“信史”，不少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两书的观点。50至70年代，史学界流行的观点发生变化，对主和派普遍加以贬斥，对慈禧等也视为妥协投降势力加以谴责。近年来，赞扬主和、贬斥主战的观点又重新流行。一些学者把受到人们普遍唾弃的慈禧、载漪等人当作“主战派”的首脑来批判，对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则大加赞扬。一些学者赞赏蒋廷黼《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即：落后的中国与先进的列强作战必遭失败，“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蒋廷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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