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对义和团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解释为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外国，试问，既然这些上谕都一再强调禁止义和团“滋事”、“肇衅”（清政府把一切反帝斗争都斥为“滋事”、“肇衅”）而只许其“自卫身家”，又怎能“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外国呢？其实，“区别对待”是反动统治者在对付群众性斗争时常用的做法。例如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对民众抗日斗争进行镇压，但对有爱国倾向的民众团体并未一律取缔，难道这也能解释为蒋介石想“利用”这些团体来对抗日本吗？能说蒋介石在“肆意玩火”吗？至于“招抚”，这个词的本意乃是“招安”、“招降”，在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想“招抚”义和团是可以的，但一些学者把“招抚”与“利用”、“支持”混为一谈，并在这个意义上说清廷对义和团实行“招抚”政策，这就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了。
判断清廷在1900年1—4月间实行的政策是否“肆意玩火”，不仅应对这段时间的上谕进行准确的而非歪曲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应该具体考察这段时间清政府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这时，义和团的活动地区主要是直东两省。在山东，袁世凯自从1899年12月接任山东巡抚后，采用了多种手段查禁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前，山东义和团的斗争基本上被遏制了，这是史学界基本上一致公认的。那些认为清廷“肆意玩火”的学者们似乎也从未有人指责袁世凯在山东“玩火”。他们的指责主要是针对直隶。那么，让我们具体考察一下，直隶总督裕禄执行的是不是“玩火”政策呢？只要查阅一下《直东剿匪电存》（此书录有裕禄为镇压义和团调兵遣将以及与有关方面联系的大量电文，其可靠性远非一些学者喜欢引用的某些文人的著述可比。）就可看到，裕禄自1898年9 月任直隶总督之后，对义和团的斗争一贯实行坚决镇压的政策。至1899年底，已调动十余营兵力用于镇压义和团。进入1900年以后，裕禄并未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改变政策，而是继续增派军队，加强镇压。在直隶，即使是“未曾滋事”的义和团组织，也要受到严厉查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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