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析说：“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我们虽解决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随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献中，他又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就是对近代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历史和现实的科学概括，这就是中国的重要国情。可惜，以后近三十年的实践，并没有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和过分过急强调集体化、公社化，忽视商品经济，批判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理论和“左”的思想政策指导下，使得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落后面貌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
既然清醒地认识到建国初期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那当然就是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仍然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很不发达，农村和农民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情况并未改变，不但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甚至还没进入近代。在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农村和农业生产中去批判什么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的躯体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去割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结果限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造成农村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而我们对于近代农村的经济结构、农业生产力的状况，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的困难程度，可以说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当然不是说有了这种研究，就能够改变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但是至少使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的头脑比较清醒，尽到了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现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人们都认识到平均主义或叫“吃大锅饭”，是经济生活中一个很严重的弊端，并且成为阻碍改革的习惯势力。而平均主义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意识形态，孔子就讲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有“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说法，都是要以平均的办法来调和社会矛盾。至于历代农民起义，大多是以“均贫富、等贵贱”为号召，到太平天国可以说把平均主义发展到更全面更“彻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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