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杀教民、毁教堂，洋人决不甘休，从此将洋人一网打尽，何难之有？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端王等决计惟团首之言是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注：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载《庚子记事》，第80页。）
团民在北京的“滔滔而行”，为“大阿哥党”所利用和控制，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京城的社会秩序，而且使“废立”和列强干涉的危机空前地增加了。
北京城内，并不像华北乡村地区那样存在着尖锐的民教冲突，团民入京之后不分清红皂白地滥杀教民，焚烧教民房产和各种洋物，不仅偏离了斗争的方向，而且累及北京普通市民，引起了人们的疑惧。一位迷信而又排外的士大夫写道：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注：仲芳氏：《庚子记事》，载《庚子记事》，第15页。）
与义和团大举入城的同时，在京城还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王团”、“公主团”等，与义和团混合生长，在*上逐渐受“大阿哥党”的控制。端王载漪不仅在邸中设坛立团，而且经常召义和团首领等“赴端王府议话。”（注：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载《义和团》资料丛刊（二），第188页。）在他们的鼓动之下，“两宫诸邸左右， 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注：《荣禄集》，《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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