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考古学的方式来研 究庙会、宗族、神话的文化象征，并从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了“地界性”(territorial ity)一词，认为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 奉该庙的神灵——所界定。”[13]
最后，在史料方面，方志、档案、宗谱和口述文献成为主要的材料。
决定地方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用来进行这种研究材料的性质。地方志作为主要记 载一个行政区划的*、经济、文化、物产和社会风俗方面的综合性的资料，由此就成 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施坚雅在研究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时，深刻地体会到方志的重要性，认为“数千部 方志为县或其他行政单位编写的地方性的志书，提供了地方市场和通常有关交易过程本身的异常详尽的资料。”[14]因此，在他的著述中大量地引用了方志材料。
其它关于地方史的著述也无不以方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引用了从18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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