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十余种县志和村志。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应用的各种方志有近五十种。穆黛安把省府州县的地方志视作为观察海盗最为丰富的资料。她那本关于华南海盗的著作将诸如广州、香山、顺德、南 海等各种府县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利用，其中还包括《南海县志》所载的朱程万传记 中的一篇完整的论述海盗的文章——《己巳平寇》。穆黛安还大量利用台湾、越南方面 的档案以及一些私家记述，如袁永纶的《靖海氛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日记和议事录，来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
除此之外，口述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周锡瑞将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建立在历史 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在他所应用的资料中，最为主要的是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 调查资料。周锡瑞认为，所有这些新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使他能够更 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另外，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的发展，1890—1949》(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 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关村级结构的资料大量的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材料——主要是根据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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