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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为法家背了多少黑锅:法家思想的反思(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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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 11:43:30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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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大使私不行”；“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他又说:“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他甚至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和“守职”，而不是忠于君主个人。至于君主，他要求“大君任法而弗躬为，则事断于法矣。”(6)法的平等适用法家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是与原有的“别亲疏，殊贵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针锋相对的；在礼治秩序里，贵族享有各种特权。正如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主张针对的是当时贵族﹙以至教会﹚的特权，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中的法律平等适用的概念，也有其作为巩固王权、对抗贵族的政治斗争中的武器的意义。
虽然如此，但正如资产级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样，法家关于法律与平等的思想作为思想本身，仍有其超越其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就法的平等适用来说，法家文献中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这里谈的是刑罚的平等适用，甚至不考虑个人的特殊情况，从人道的立场来看，显然是过于极端的。
《韩非子》则指出，法的不平等适用令人产生不满:“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诉。”因此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7)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代表法家先驱人物管仲和齐国法家的思想的《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管子》讨论到君主与法的关系:“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物枉其法”；“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管子》甚至提到“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梁启超评论道:“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
《商君书》也认为君主应受到法的制约:“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韩非子》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见解，反对“释法行私”，又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法治”是与“人治”以至法家所谓的“心治”或“身治”相对的。法家在推崇法治的同时，对人治思想提出了批判，指出按照统治者个人的意志或裁量权来统治是不妥当的，而贤明的统治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例如《慎子》说:“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夺予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而殊赏，同罪而殊罚也。怨之所由生也。”《商君书》则指出:“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推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韩非子》也指出，像尧舜这样的圣王是罕有的，而“以法治国”却是中等才能的统治者成功治国之道:“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夫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战国末年法家人物尹文也有精辟的分析: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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