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几年前当时任老作为《中华大典》的主编的时候我专门去采访过他，当时跟任老聊天，我特别惊讶，任老当时已经九十多了，他说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他说这个习惯坚持了几十年没改变，晚上很早休息，从来没有应酬，很少应酬，除非必要的公事，几乎不出去应酬，每天从早上四点到七点之前上班，做文字校对工作，资料查找，当时我就问任老，我说您不觉得枯燥吗，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他说不枯燥，做学问就得这样。

　　詹福瑞：他真是一个青灯黄卷的这样一种学者，他也在跟我讲，确实年轻的时候他就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晚上九点就休息，早上四点就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古代阴阳的生物钟，工作一直应该是从他到住院之前都保持一定的工作时间，保证他的工作时间，而且他有三不主义，就是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一直在坚持。他过生日的时候，他九十寿辰的时候，我们想给他过生日，他从来就不让我们去过，他一直在说，能不能改革一下，生日就不要过了，我说九十岁，这么大的一个寿辰，我们是不是不过生日，给你开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坚决反对。

　　张羽：我知道很多学者都追求著作等身，最后能有一个集大成的全集，为什么任老不出全集？

　　詹福瑞：他不出全集有他自己说的理由，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为全集里边把精华也收进去了，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所以说他主张还是不要出全集。当他病重的时候我也在考虑我们馆能不能给他编全集，后来我们考虑，还是要尊重任老的意愿。

　　张羽：听说在他病重的时候您去看他，任老神志不清的时候还在跟您提图书馆的工作？

　　詹福瑞：他病重期间如果没有外出，我几乎没周都要去见一次，一开始他住院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活动，他自己在屋里还要散步，还仍然谈笑风生，还是很幽默，还跟我们讲很多故事，讲他过去的故事，还讲工作。最后实际上在他昏迷的时候，他经常说的就是开会，要上班，要看书，还是这些。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出差之前，那也是我回来了，他就不能再说话了，他跟我谈的是什么？说国家馆的定位问题，他就说梁启超那时候做馆长，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定位，它应该是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他这是给我们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一再交代这个事情，跟我讲了三遍讲这个事情。

张羽：我想您每周去看一次病重的任老，可能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了吧？

　　詹福瑞：我应该说还是有思想准备了，尤其是到后来我看他在病床上，我就觉得，我们也做了预案，但是他去世以后我还是感到很突然，还是感到他走得太匆忙，因为他毕竟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

　　张羽：在日常跟任老工作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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