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就是他从来是不关心自己，从来是关心别人，从来是为别人去想，这一点是我一再说，我说仁义之人爱儒也，每次我去看他，每次见面都说你怎么又来了呢，你工作那么忙，你在开会，不要老看我，我们应该是工作，但是现在你们工作，我现在给你们造成负担了，他是这样的，他总是考虑别人，而不是考虑自己，最给我感动的就是他作为一个90多岁的老人，对年轻人这种保护、呵护。去年我曾经在10月份住院，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他打听我住在哪儿，非得要去，我说千万不能来，他来了我受不了，我实在受不起，我承受不了，他九十多岁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那天我在病床上我看到任先生出现，我就激动得受不了，我真是哭了，我说任先生你来我实在受不了，我承受不了这种感情。

　　张羽：确实是，像我跟任老就是因为采访一次接触，在采访过程当中按理说我一是个记者，也是一个很小的小辈了，请教编辑《中华大典》的事情，任老讲的时候，每到需要查找资料的时候，会总旁边拿出一个资料，很认真地去查找，最后送给我一本他的老子研究那本书，专门写上张羽先生雅正，作为我们，可能这种大师他这种风范，他这种内心的修养一贯是这样的。

　　詹福瑞：我觉得任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他是很纯粹的，一个很纯粹的人，我一再感觉到他也是应该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所长，宗教所的所长，哲学所的所长，然后到国家图书馆做了18年的馆长，18年馆长以后2005年又做名誉馆长，他对官场这一块应该说也有所了解，但是他没有被这个风气所感染，他仍然保存一个学者这种纯粹，这点太不容易了。

　　张羽：在7月11号这一天，走了两位学术泰斗，这两位老人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作学问都说一定要干坐冷板凳，坐不得冷板凳，就作不得这样的学问。

　　詹福瑞：任先生他是一个很有使命感，很有高度的研究自觉型的这样一种学者，他知道我做这个工作是为了什么，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声名来做这个学术研究，完全是为了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历史感。

　　张羽：尤其他晚年做的这些籍典汇编，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作学问。

　　詹福瑞：对，他本来他说自己要写一部哲学史，他一再强调，晚年还在跟我说，自己要写一个哪怕薄一点的，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但是他说我不能做，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给后人打基础，他曾经预测过，我记得好像在媒体上也报道过，他曾预测说我们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鼎盛期会在20年以后要出现的，他说我们这一辈人做什么呢？那就做文献的整理工作，为这一个高峰打基础，所以说他做《中华大藏经》的编写，从南到北进行调研，摸清家底，究竟存世有多少，以赵层经藏作为底本，校了六种版本，整理了中华大藏典，这样为佛教信仰者提供了阅读的基础，基础文献，同时他也说为这些研究者也提供了可信的文献，他就是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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