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兴精神中，还折射出中华人文的玄奥，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写过《神话与诗》等著作，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解释《诗经》，探索中华文化的玄奥，从而打破了单一的经学路径。

从我们今天来看。《诗经》中确实蕴含着许多中华文化的原始因子。中华民族很早就在长江黄河流域一带从事渔猎与采集活动，经过长期而缓慢的进化，形成了农耕与蓄牧为主的生产方式，氏族社会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经过直觉的摄入与印证，构筑而成了特定的兴象结构，这就是唐代皎然《诗式》中论及“兴”时所言：“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也就是说，后世诗人兴象之境所摄取的，不外是禽鱼草木人物等万象之景，而诸种景象，都是农业社会人们最常见的物象。在《诗经》中列入比兴物象的，保留有许多生民从事农业和蓄牧业经常见到的物象。反映出诗中所沉积的原始生民的宗教意识。从创作论来说，《诗经》常用的比兴，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明喻，“兴”采取的则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即在感兴中寓含着特定的意蕴。而兴与比相比，意蕴更深，回味无穷，后世人解读《诗经》时，可以从中捕捉到许多有意味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原始奥秘，往往深藏于此。

从字义上来看，《说文解字》中释“兴”云：“興，起也。从升从同，同力也。” 基本是从金文中而来的。从《说文》所列的字形来看，很像是一个舞蹈中的人用双手高举着什么在狂欢。而“兴”的发动则是同力而举即集体共同舞蹈的过程，这正符合原始舞蹈是氏族集体共舞的性质。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之北的乌兰察布草原的岩画中的一些图形，以及广西花山的崖画，都有一些人物双臂屈举或向上伸举的形状，其形态与《说文解字》中“兴”字的象形大致相同。这说明不论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华夏族周边地区的民族，在舞蹈表现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举臂向上，四肢伸展，酣畅淋漓，尽兴而动，是原始民族生命力最高形态的兴发。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活动是最能表现这种特征的。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产生的《黄河大合唱》中，我们看到正是光未然的诗歌与冼星海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表现出诗乐之兴中的民族生命精神与不屈意志，今天还打动着我们。

上个世纪的著名文人与学者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指出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奥秘在于诗兴精神之中。他的这些论述一直未受到重视，但我认为是很能说明中西文化的相异之处的。林语堂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它生物表示体贴和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是黑暗的生活之上点缀着的漂亮补钉，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死亡。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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