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于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于这个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于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们的心灵。它教会他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它教人们对乡间小径上的朵朵雪白的百合花亲切，要温柔，它使人们在村鹃的啼唱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它教会人们用一种怜爱之心对待采茶女和采桑女，被幽禁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亲，以及那些饱受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最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

这是一段极其优美抒情的文字，它形象地说明了中国人的诗歌是如何通过“兴”的作用来抚慰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维持心灵平衡，灵魂得到安顿的。林语堂强调，中国人用诗兴感受体验生活，用融会着理性的情感去发现宇宙真谛，构筑成自己的精神家园，使民族生生不息，文化得以亘古绵延。在诗兴中，还蕴涵着极为深隐的时代精神与士人心态，许多士大夫的心曲在他们的政论之中是看不到的，而在他们吟咏情性的诗词之作中往往得到表现，汉魏六朝与唐宋的许多大文人莫不如此。

在中国历代诗歌中，深藏着不易为正统史书所关注的蕴涵，保留了更多的原初情绪。汉代诗学纲领《毛诗序》中提出：“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就是说，《诗经》中反映时代的变化，人民的疾苦，可以视为诗史，而诗人应当主动承担起“国史”的职责，唐代大诗人杜甫与白居易都是主动追求这种诗学精神的，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了讽谏派诗歌。在现代国学大家中，以诗证史作得最好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这本书依据白居易、元稹《长恨歌》等作品来考证中唐史实变迁，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与社会史的丰富内容，是一部经典之作。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兼任中文与历史两系的教授，也是因为他善于打通文史的深厚学术造诣。这与目前国内大学文科教授是大为不同的。

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这几年兴起了从诗性或者诗兴精神方面去探索中国文化奥秘的学术思潮。学者们提出，中国文化的奥秘在于诗学之中，这可以说是融合了西方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国学探索新路径。

三、诗兴精神与人生洗礼

中国诗兴精神表现出生命的脉动，它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因此，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便高度关注这种人文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彼此关系，贬斥不良文艺现象，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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