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历史来看，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开始注重用诗来进行教化，形成了专门的诗教，另一些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诗论家则力主诗歌的抒情写心的功能，从魏晋时的嵇康到清代的袁枚都是这派诗论家的代表人物，但大多数的诗人与诗论家往往游离于二者之间，包括《文心雕龙》与《诗品》的诗学观，它们体现出古代士人“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人格追求。

诗兴精神体现出一个时代向上的时代精神，而当一个时代面临着风衰俗怨，人民痛苦之时，便有许多仁人志士出来重振诗粉精神，以改变风气。比如南宋的严羽《沧浪诗话》通过对盛唐之音的呼唤来振奋民族精神，感动人们的情绪。严羽之后，通过呼唤盛唐之音来振奋精神，重建文化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士人的共同心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与诗论家王夫之写过著名的《姜斋诗话》，他力图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重建诗教精神，将诗兴视为圣人救世的要径。他在《俟解》这篇文章中说过一段名言：

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荡涤其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王夫之认为诗兴是生命力的激活，圣人以此激活人的生气，振奋人的精神，而没有诗兴的人生虽生如死，虽觉如梦，诗兴人生是反抗平庸的要径，是建设理想人格的途径。他的话对于当代人生大有启发意义。

正因为“兴”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遗产，现代一些著名美学人物便十分关注这一范畴。比如梁启超十分注意从传统人物中找寻现代人生价值，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屈原与杜甫的态度便是如此。1922年11月3日，梁启超发表了两次讲演。在《屈原研究》的讲演中，他将屈原的作品与哥德相比较，赞叹：“这类作品，读起来，能令自然之美，和我们心灵相触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学。”这样的见解，不能不说是建构在他对于中国文学精神的深刻了解之上。在另一讲《情圣杜甫》的演讲中，梁任公感叹：“但我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梁任公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对于现代人的振聋发聩。鲁迅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写下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呼唤西方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出现，表现出激进的文化主张。宗白华先生则强调诗兴对于生命意志的激活，他在四十年代写就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将魏晋之兴与哥德精神相融合。朱光潜先生则在他的美学著作《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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