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属于“关在牢里还要写”一类人，但这位被誉为鲁迅后第一流的杂文家，“晚年竟以旧诗称”（他的老友钟敬文挽聂联），何解？此中有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前者即所谓大气候，“时势造诗人”（拙句），生正逢时，岂可无诗。聂老赠胡风诗道，“世有奇诗须汝写，天将大任与人担”，大有“时世”“天命”造就奇诗之慨。后者即性情因素，在一切文艺形式中，诗与情的关系最为密切，乃缘情言情之物，用聂翁自己的话来说，“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年来，我恰有这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见《散宜生诗·自序》），这段自白，大显诗人本色。

　　“苍天已死黄天立，恨不题天万首诗。”（《有答》）聂绀弩很珍惜自己的诗，很看重朋友对他的诗的看法，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的“后记”中写道：“古人哪怕是李白、杜甫，他们的诗都是身后别人替他们搜集的，都是抄本；印刷，笺注就更后了。时代多么不同啊，我的这几首歪诗，谈得上什么呢，却让我及身看到它们的印本、注本”，大有生挂吴剑之慨。聂翁想不到在他辞世后，有位侯井天为他的诗做了大量的工作，《散宜生诗》收诗二百六十二首，而现在在这本《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我们可以赏读到他“涌血”而成的六百四十首旧体诗，这主要归功于侯井天之力。

奇“探”奇注侯井天

　　侯井天，其人其事是此书的又一奇，奇在他为聂诗花费了二十三年的时间和精力，“字字看来皆是血，廿年辛苦不寻常”！

　　侯公在一九八六年聂绀弩逝世后第三个月便踏上他“注聂长征”的第一步，他的工作包括拾遗、编年、寻人、查事、集评、加按、注典（包括今典和古典）等方面。

　　一九八二年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信中道：“我实感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此乃惊世骇俗之言。而侯公注聂有一个环节是寻人、查事。只要有一点线索，侯井天便会跟踪出击，顺蔓摸瓜，或去信，去电话，或寻访（有时是自己不远万里上门，有时是辗转托友代办），套用文革术语，可称为“内查外调”。我曾对侯公说：“您是在开私家侦探社，要破聂诗之‘案’。”侯公听后大笑。通过这些“查案式的考证”，侯井天得到不少与聂诗相关的有人证物证时间地点的第一手材料。当代人注当代的诗就有这个好处。还有现代的先进通讯交通设施才可能使这种最有成效的注诗法得以付诸实行。“查根问底”并非多余的做法，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王国维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评道：“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所论甚是，正好为侯公的做法作一注脚。

　　在上述列举的工作中，其中拾遗、编年是侯井天对聂诗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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