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她专门买了很多饮料送到同事家。请他为自己题写了墓碑两面的两幅字。这个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不懂书法，只知道自己的这个同事是“陕西书法协会”的会员，作品得过奖，“还在日本的杂志上登过”。

　　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

　　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

　　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已经66岁的老头儿说起这件事来，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我觉得，他配上这4个字是可以的。”

　　李赋英对墓碑上增加的这4个字非常满意，她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

　　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

　　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李赋英没想到要做什么仪式，过去几个月的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事实上，就在石碑立起来之后，不少人觉得，上面的书法字体不好看，“不够正式”。

　　但李赋英坚持，自己“就喜欢这样带点草书的感觉”。“我那个同事还得过奖，人家的书法肯定是不错的。”

　　不过，聊得时间长了，她也会承认，立这块碑的过程中，自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找谁商量”。那时，好像没什么人在意这个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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