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包括陕西省记协主席、西安日报社社长在内的新闻界人士，就在这片猪粪熏天的味道中，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

　　活动进行时，一名报社领导在讲话中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可就在他的面前，种猪场旁的水渠里飘散出冲天的臭气，几乎把同行的记者都“熏晕了”。

　　事实上，从2004年至今，“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曹国斌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

　　在今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这里已有最知名的“名人”，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母沈少云。

　　“说白了，张季鸾只是个民主人士，但沈少云就不一样了。”曹国斌说，“不管怎么说，她孙子也当过国民党的主席嘛！”

　　“现在的记者都会赶潮流，但张季鸾不会，他都写最真实的东西。”

　　李赋英时常会回忆起自己父亲李仪祉的墓地与张季鸾墓地截然相反的命运。这位与张季鸾并称为“近代陕西三杰”的水利学家，曾在陕西当地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文革”期间，当地处陕西省蒲城县的李仪祉墓同样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时，当地的村民联合起来，“挡着不让拆”。与他相比，只会动动笔杆子的张季鸾的墓地，却被人们轻易地推掉了。

　　“可能因为他干了实事，大家都知道”，李赋英说，“可是张季鸾是谁，人们早就不知道了。”

　　如今，这名报界宗师几乎被整个社会都遗忘了。他的故事很少被人提及，他的文集很难买到，而他所供职过的《大公报》也已远迁香港，远离了内地人的生活。

　　这名高官不做，只愿意做“穷记者”的旧日报人，在经济数据、工厂收益盛行的年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记者这个行当，早已不再像他所处的年代那么崇高。他曾躬行的“不党、不卖、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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