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位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奉献了一生老人，已在西北大漠里沉睡了16年，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编者

引子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这一段文字，引自常书鸿的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写的是1945年冬天他从敦煌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

    1943年，常书鸿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常书鸿好不容易两次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妻子，都因为研究所毫无经费来源、生活无法维持，或忍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纷纷离他而去，甚至不辞而别了。常书鸿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已经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梁思成送他四个字：“破釜沉舟”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在博物馆里看到了敦煌卷子画，深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他在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几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之一。

    次年，常书鸿回到北平，在一次学人聚会的场合，常书鸿与梁思成第一次见了面，从此成了终生好友。他们谈到了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1942年秋的一天，梁思成来找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这正是常书鸿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他略加思索之后便毅然承担了这一工作。梁思成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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