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常书鸿仍然坚守在敦煌，他想起了两年多前离开重庆时朋友们和张大千临走前的嘱咐，决定自动延长他的“刑期”，于是，常书鸿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

    常书鸿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给了常书鸿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决定将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

    与此同时，张民权也传来了好消息，说敦煌临品在重庆的展览获得了意外成功，还说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也参观了展览。常书鸿还收到了许多支持的信。

    1946年秋天，常书鸿返回敦煌，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他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马，如郭世清、刘缦云、凌春德、范文藻、霍熙亮，在兰州又加上了流浪中的段文杰。1947年到1948年里，研究所又增加了一些新人，有霍熙亮、段文杰、孙儒简和李其琼夫妇、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李贞伯和万庚育夫妇，还有李承仙。李承仙是学画的，当时也是志愿者之一。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家庭。

    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除了继续保护工作以外，壁画的临摹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500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展览结束，这批临本以彩色画册出版。

    此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亡的前夕，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书鸿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他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了敦煌。

    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常书鸿和他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造反有理”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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