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山崖。后来还是窦占彪一个人先爬了上去,再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吊上去,才脱离险境。
张大千说:“这是无期徒刑啊!”
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时常发生困难。久居法国,常书鸿特别喜欢喝咖啡,甚至从法国带回国的咖啡壶,也带到敦煌去了,可是他只能喝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没有糖,而水却是咸的。不用放盐,熬的粥也是咸的。尤其是夏天,下午的溪水经过一上午阳光暴晒,盐分更大。那时敦煌的老百姓先要解决主粮的生产,很少种植蔬菜,成年都是吃咸韭菜。常书鸿一行初到敦煌的时候,刚好闹过一场马步芳部队四乡抓壮丁的动乱,街上的铺面都关门了,他们在敦煌城的第一顿饭就是面条拌盐和醋,加上一些咸菜。水质不但含盐,含碱量也很大,醋是每天不能少的。
肉食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几公里,牛车要走12个小时,加上戈壁滩上太阳一晒,肉往往也就臭了,豆腐也酸了,所以只能在冬天把肉腌起来。
因为缺乏燃料,要从好几十里以外的戈壁滩上挖取一种叫做“梭梭”的枯死灌木树根来烧,所以举火一次,就要蒸够吃半个月的馒头。新蒸的馒头一出笼,立刻铺在笸箩里放到房顶上让太阳暴晒,干透了可以保存两三个月。大米是从内地运来的,很少。连“洋火”也是从内地运来的,据说当时一盒“洋火”可以换到一斗麦子。口粮不充裕,除了农忙以外,一般的日子里一天只吃两餐。
宿舍和办公室是小庙的土屋和由马棚改造的房子,土炕、土桌子、土沙发和土书架,是最常见的家具。
刚来时,常书鸿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牛车,后来有了两头驴,可供人骑。后来敦煌县政府破获了一个贩毒案,没收了犯人的一匹马,送给了常书鸿。直到1950年才有了一辆敞篷卡车,所里人可以在大冬天裹着皮大衣进城看电影了。
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和谢稚柳还在,后来谢稚柳先走了,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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