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思考世界历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西洋史”类著作往往以欧洲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但陈衡哲的《西洋史》却并非如此，该书对欧洲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对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侵略尤为不满。在讲到新帝国主义时，陈衡哲提到了中国，她写到：“新帝国主义最大的目标物，即是大宗的原料，投资的机会，及消耗盈余出品的商场，于是我们中国便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物了。原来我国的原料是最为丰富的，投资的机会是最为广大的，人民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货’的，这岂不是列强资本家的乌托邦吗?”显然，她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而不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叙述殖民扩张。又如，谈到未来发展时，她认为各国应该“以己国对于文化的贡献，视为国家荣誉的标准者，于是他们便能以藏兵毁甲为发达国家个性的第一步骤了。这犹之高尚孤洁之士的不以富贵利禄而以一己的人格来作为生命成败的标准一样”。不以富贵利禄为荣的“高尚孤洁之士”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形象，可见陈衡哲希望中国的道德准则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标杆之一，这个呼吁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此外，陈衡哲指出的亚洲发展的三条道路，其中日本是西化的代表，但这正是她所否定的。因此，陈衡哲显然是不赞同“全盘西化”的，她的世界史观并没有陷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
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她的“精英意识”上。陈衡哲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是造成这种精英意识的主要原因。她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她自己就是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正如冯进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陈衡哲显然认为自己能称职地担任一个与外国读者交流，告诉外来世界一个真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她把自己的经历说成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做法正是她试图向外国读者确立自己资格的关键步骤。然而陈的这一做法其实造成了一个她不能解决的悖论，即，她根本不是大时代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陈衡哲认为知识精英可以担当中西沟通的历史重任。但实际上，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这不得不说是陈衡哲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不足之处。
陈衡哲的精英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衡哲认为能担负起文化交流使命的精英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公。在1935年一篇文章中，陈衡哲将女性分为天才女子和普通女人两类，她认为前者要走出家庭贡献社会，而普通女人要相夫教子。如果将这一逻辑推而广之，那么就可以笼统地将社会分为“精英”与“非精英”两个阶层。陈衡哲是如何理解“精英”的呢?在《自传》中她写到：“我们家在经济上并非大富之家。但过去在中国金钱并不受重视，特别是读书人常常以他们的清贫自傲。”她在后文又写到：“我家属于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自负和偏见……士大夫阶级总把学问上的成就和个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对也好错也罢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人。”由此可见，作者心中的“精英”并非当时西方所看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而是“文化精英”。陈衡哲自己显然就属于
“文化精英”中的一员。因此，在《自传》结尾，她特别将中国派留学生赴美深造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女留学生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这是因为，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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