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三年（1405年），由于贡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废罢的市舶司。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后世对于永乐时代评价超越太祖“治隆唐宋”，而赞为“远迈汉唐”。在这样政治背景下形成的明文化，必然具有宏大而开放的特点。

　　明朝万历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最有名的西方传教士是利玛窦。西方传教士不仅在各地传教，建教堂，而且吸引了许多人，包括高层官员和士大夫家庭受洗入教。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西方科技和文化著作。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万历中利玛窦在南昌应建安王要求，辑译西方格言而成《交友论》，为其作序的冯应京、瞿汝夔、陈继儒都是当时士大夫代表人物。此书刊行，不胫而走，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利玛窦死后，神宗把一座庙宇赐给他建成墓地。这都让我们感到，明朝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不是个别的而是全社会的现象。

　　明代文化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于传统思想禁锢的突破，是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晚明的民歌时调，几乎都是些情歌。一个歌曲流行，不分男女老少，顷刻间唱遍大江南北，就连乡间的茶楼酒肆都能听到这些歌声。说书人不仅说故事，还要评议政治。晚明时代一个与妓女相爱的士子，不仅得到了当时士大夫们的赞扬，而且他的家人也愿意请当时的名士为这个妓女写传，载入家族的文献中。更不要说晚明的秦淮河已经成为东林子弟和复社精英们主要的社会活动场所。这种开放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当时社会转型的变化是一致的。所以明史学家王毓铨先生曾经说：“不是政治，倒是商业和商品生产逐渐地摧开了封闭的凝固的自然经济结构，破除了贱商的政策和习俗，打破了传统的等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各地商帮会馆也成了举子的旅舍，商人成了许多地方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者。”

明文化未能完成近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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