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以后发生了社会转型，明文化也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史》中记载，永乐时著名画家王绂居住京城时，夜里听到隔壁传来箫声，十分清雅。第二天，特地画了一幅竹子送上门去，说：昨夜听君箫声，今天为君送来箫材。谁知那邻居其实是个商人，喜出望外，连忙让人送上礼物，并且请王绂再画一幅，配成一对。王绂见此，不由大怒，索回送上的画，当场撕碎。可是到了中叶以后，情况就大相径庭了。唐伯虎、祝枝山、桑悦等名家写字作画都是要收“润笔”的，称之为“精神”。即使为至亲好友写字作画，不能要钱，也要让人先拿一锭银子来，放在眼前，有了精神，作好后再让人把银子拿走。这是不是说他们的品格不同呢？并不是，而是时代不同了，这种变化的根源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目前明中叶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大都偏重于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涉及政治和文化方面较少。其实晚明的政治与明前期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多改变了传统的地方。在晚明文化中，可以看到许多与前不同的东西，甚至是反传统的东西。但是如同晚明时代未能完成社会转型一样，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也未能完成。
中华民族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很难想象，晚明时代那种初级阶段的商品生产就能将这沉重的背负完全改变。因此我认为，晚明时代的文化特点首先是进步的大众文化与相对保守的精英文化间的博弈。阳明心学虽然为明代社会变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但是后来阳明心学的继承者分为了王学的末流和左派两个阵营。晚明最伟大的思想家当属李贽。他被迫自杀以及他的著作遭禁，固然说明保守势力的强大，而他的著作屡禁不止，则说明社会思想对于进步的追求，这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时代。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大众文化的领军人物自身，也都处于创新发展与传统局限的博弈之中。最典型的人物应属竟陵文学的谭元春和戏曲家汤显祖。元春本人是十分注重诗文的灵性的，他的诗歌和小品，成为当时大众文学的取向，但是他本人却在不断的科举应试和失败中去世。显祖也是一个追求思想与生活自由的代表，他厌恶官场生活，将晚明时代社会生活与思想文化的前卫精神写入他的戏曲作品，但是他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旧体制的限制，因此他在梦中还会有亡儿考中阴间科举的情思。所以尽管他们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所追崇，但他们都只能被视为近代文化的源头而不是真正的近代文化。
晚明是一个文化教育相当普及的时代，张岱说：“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又如王世贞所言：“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读之声”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