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我尚在哈佛求学时，两件事的合力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轨道。一是我邂逅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女子，二是我发现了佛教。这位女子是香港人，说粤语。我们的会面很短暂，但却让我迷上了她的语言。我立刻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来了赵元任先生的《粤语入门》。这本书很合我的胃口，我从没读过这般绝妙的讨论汉语的著作。也是在那年夏天，我无意中读到了阿伦·瓦兹的书《禅之道》。瓦兹的书让我醍醐灌顶，我第一次意识到并从此铭记于心：人类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理想化地看待“自我”概念，并不崇拜西方语言中“我”所代表的东西。这个事实往往为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所掩盖或忽视，但要理解传统的中国生活却离不开它。

    那个夏天是我生命的转折点。香港女子拓展了我对“美”的经验，阿伦· 瓦兹则拓展了我对“真”的理解。很快我就开始旁听哈佛的汉语课。教我的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卞赵如兰，教材采用的是赵先生的汉语拼字法，只比他的粤语拼字法稍简单些。直到今天我在私人笔记中仍用着这套奇特而优雅的体系，它赋予了汉语一种中国人都难体会的形式美。在我看来，学习汉语既是求美，也是求真；在那个时代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哈佛这样的私立大学，仍有追寻这种浪漫理想的空间。

    1968年，我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继续学习汉语，在那里我惊讶地发现了一种更为古雅的汉学。当时现代汉语的教学才刚起步，而且只是当作一种实用的工具，甚至被视为向庸俗的现代品位妥协，浪费了本可用于严肃汉学研究（文字学、历史学和古代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我们有心，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不可能到北京学说普通话，因为正值“文革”，对外国人入境有严格限制。或许在我心里，这种“遥不可及”的感觉反而增加了汉语研究远离人间烟火的“浪漫感”。）我们的文言文入门教材是一位学者用德文写的，他还是满族和蒙古族研究的知名专家。此外，每周还有一次藏语课，老师需要专程从巴黎开着跑车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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