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的汉语知识还少得可怜，但这并没动摇我钻研卞诗的决心。我在T. S. 艾略特（卞之琳也翻译过他）的话里寻到了安慰：“在我还翻不动其中一行之前，我就热恋某些法语诗许久了。”在那些年月，就连卞之琳的原作都不易找到——张曼仪女士出色的卞之琳著译目录尚未发表——但在莱顿收藏的中国30年代的文学杂志中，我毕竟发现了一些。最后，图书馆的陈庆云先生告诉我，香港新近重印了卞之琳当时唯一的合集《十年诗草》。我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个版本有很多严重的印刷错误。不过，对一个饥渴的读者来说，有缺陷的版本总比没有强。
70年代的某一天，我开始和许芥昱先生通信。他向来爱鼓励人，他对我说，相信我的艰辛努力最终会凝聚成“一部值得出版的著作”。1978年，我刚在台湾过了暑假（这是我第一次去远东），回家后在成堆的邮件中翻拣出许芥昱的一封信。他说刚编完了一本厚厚的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还说如果我能译几首卞之琳50年代的诗，赶在最后期限前寄去，还有可能收入书中。可是我离家太久，日期早就过了，但我当时兴奋得难以自持，决心不惜一切跳上这趟末班车。
在一天之内，我到图书馆复印了卞之琳发表在1958年《诗刊》上的《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用词典查了所有的生词（很多！），译完并用打字机打好了这五首诗，征询了中国同事的意见，修改并打出了定稿。许芥昱的确把我的译文收入了他的选集，只是作了一些谨慎的改动。我译的这些并不能代表卞之琳典型风格的诗就这样成了我在这个“领域”最早发表的东西。
一年后，我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机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三个月的研究。到了北京，我又不自觉地把所见之景和卞之琳诗中的意象联系起来。走在西长安街上，我想到了以这条街命名的诗；排队买山楂糖时，卞之琳的诗句便浮现出来：
叫卖的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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