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我的著作完全没有受到文学批评理论［或者说“关于（文学）文本的文本的文本”］的影响。在某些圈子里，这些理论逐渐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甚至形成了独霸局面，但我却觉得它们的地位颇为可疑。至于另一种流行做法——将文学研究纳入分析社会、历史甚至人口统计学趋势的一般化话语中——我只能再次申明，我既没有资质也没有欲望来效颦。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们或许比今日更愿意相信，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不仅不是它所置身的社会话语的简单回声，反而会反驳、质疑或补充那种话语，这正是其价值所在。换言之，诗歌不会盲目肯定社会其他领域所肯定的东西，它是一种充满生命的力量，鼓励人们不断重估这些领域以及个人相对于它们的立场。我在前面已用过“浪漫”一词来形容我的方法，也就是一种突出主体经验、强调非功利因素之价值的态度，我并不以为这样的研究路数令人赧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分析卞之琳诗歌的角度是我对他所有评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我的著作在世界的另一部分获得意外的新生，我希望它能提供给今日读者的恰恰是这一点，而不是可以添加进去的任何新资料。

    卞之琳先生于2000年不幸逝世。当一本受惠于他良多的书在他的祖国出版之时，他却不能亲眼见到，怎能不让人深感惋惜。我们也应为此愈加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卞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推出这本书。

    2010年1月于以此斋

    （编者注：因为篇幅限制，文章略有删节，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