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法国内阁总理)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
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这个民族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了,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根据罗斯福总统、丘吉尔[注: 温斯顿·温斯顿·丘吉尔,政治家、画家、演说家、作家以及记者,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首相和盟邦议定的大西[注: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建立的农民政权。1643年在武昌初建。1644年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称帝,正式建立政权,年号大顺。]洋大宪章[注: 大宪章(拉丁文Magna Carta, 英文Great Charter)是英国于1215年订立的宪法,用来限制英国国王(主要是当时的约翰)的绝对权力。],日本这个国家也应该享有他应有的权利,也应有一份资源还是要留给他的。这是此次大战远胜于前次大战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当然热忱拥护这一点。”
在谈到和平条约的内容时,刘文典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意见:一是主张不向日本索取赔款;二是主张不要求日本割让土地;三是主张日本用自身拥有的文物赔偿他所毁坏的中国文物。
如今已经无法确切地知晓当时的国人读到这一番言论时的反应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很多人看来,刘文典的这些主张与“汉奸言论”无异。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定仍然会有不少人鄙夷这种观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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