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连续两天在《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发表“星期专论”,题目很干脆:《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文章开门见山,头几句写道:“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是飞机大炮么?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么?是大瘟疫、大天[注: 概述 【大天】梵名Maha^deva。(一)大众部之始祖。音译作摩诃提婆。生于佛灭后百余年,乃中印度秣菟罗国(梵Mathura^)商人子。]灾么?也都不是。我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毫不可怕。”
刘文典认为,美国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晕头转向,主要就在对于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战争,他必然是要先下手袭击的”。但他紧接着带有讽刺意味地风趣写道,英美固然大吃“不知道”的亏,日本所吃的大亏也正是因为这位“不知道”。
一直以来,日本设在中国各省各县的特务机关无孔不入,将中国社会的许多弱点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认定中国是绝对无抵抗力的,所以才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但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各方面现在都“知道”了,因而激起了全民族的韧性弹性,绝对是征服不了的,“我们替他们设身处地的想,这有什么办法呢”!
刘文典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要知道,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距离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还有三年的时间!他的眼光不可谓不深邃高远。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1944年,正当人们在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暗自欢欣的时候,刘文典却未雨绸缪地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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