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应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邀请，我去伦敦参加第二届亚洲与非洲传统与发展研讨会。行前先生让我去剑桥大学看望毕铿教授（Prof. L.E.R. Pickren），并转交先生给毕铿教授的亲笔信。先生与毕铿教授相识于1945年，到1987年已经有32个年头了。先生对我说，他自从1950年学成回国后，就没有机会再见毕铿教授，很是想念当年的这位老朋友。会议之后，我和民族大学的耿世民先生去剑桥大学参观，见到了毕铿教授。毕铿教授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小坐。当时毕铿教授已超过90高龄了。他看到先生给他的信非常高兴。谈起先生当年在剑桥的留学生活，以及先生在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婉拒了剑桥大学提出的要他留下继续研究和任教的优厚条件以及美国耶鲁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薪延聘，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注: 【1】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拼音：zhōnɡ huá rén mín ɡònɡ hé ɡuó 英语：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PRC） ，]的建设时，仍是感佩不已。并称[注: 语出: (1).一齐称道。 汉 司马相如 《难蜀父老》：“於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 汉 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赞先生是中国一代学人的典范和代表。但是这些事先生从来未对我提起过。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所中的某些人利用这些先生早已向组织交谈过，而且根本不成其为历史问题的事对先生横加迫害，致使先生左耳失聪，颈椎也受到严重伤害。所以先生坐久了，总会晃晃脑袋，动动脖子。这些情况在先生给我们上课或是与先生一起开会时，我们都注意到了。问先生是颈椎还是头不舒服，先生却总是淡淡一笑，说没事儿，就又继续给我们讲课或研讨问题了，从未向我们说明原因。
1982年后，先生从所里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所科研顾问。先生曾向所党委作了40字的表态，即“有问必答，答必有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事必办，绝不代庖；学习马列，日新月异；积极著书，做出成绩”。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所里的一些人，在先生退居二线后，在本应向先生请教和征询意见时，并没有一如既往地对先生表示出尊敬的态度，有时甚至有些故意的怠慢和不尊。这些情况我们看在眼里，心里颇有些忿忿不平。但是先生听说或知晓后处之泰然，继续着他自己的研究和著书工作，从未有任何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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